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填充我快乐童年的岁月。关于故乡电影的历史，我就从那时说起。
那时正处在文革期间，故乡被贫瘠的精神世界所包围，只好将全部希望全部热情都寄托在电影上，对故乡而言，最隆重最热闹最开心最抓神经的事莫过于看场电影了。当然来电影的消息，是头天晚上在邻村看电影的时候得知的，那时的放映员总是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用不很标准的普通话广播：“同志们，今晚电影到此结束，请同志们走时注意安全，明晚电影XX村。”立即欢呼声四起，当然欢呼声来自于XX村的观众。
当XX换成“官庄”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欢呼的时候了。欢呼过后，欢快地回家，甜甜地入梦，第二天睁开眼，欢快地跑进学校，和同学们谈论昨晚电影的情形，发泄今天将再看一遍的狂喜。整个上午，连老师带学生都沉浸在惊喜之中，这时即使我们犯了错，老师也嘻嘻一笑，平时的威严早就跑光了。中午的饭特别早，因为这天生产队里放工提前了，母亲回家早，做的饭菜也比平时香多了。下午一上学就打听电影队来了没，听说上午就来了，还在大队部里吃了饭哩，于是就觉得做个支部书记真幸福，能陪放映员吃饭呢。下了一节课，就到电影场去“占窝儿”（占地方），用大大小小的石块摆成长方形或正方形，以警示别人：这是我的地盘儿。好在电影场就在学校门口，摆完石块还不耽误上第二节课。
老师知道我们已收不住心（其实老师自己也收不住了），于是早早地放学。放学后我们并不回家，而是围着两个（有时三个）放映员看他们做放映前的准备工作。准备工作仿佛一项仪式，庄重严肃而又认真。太阳还很高，几个人就开始忙碌起来。用竖铲在地上挖两个深直的坑，竖起两根木杆，用滑轮挂起银幕，吊起音箱，然后把小发电机搬进学校（村里还没通电），牵着电线走出校门，绕到早已摆好的放映桌上，最后搬出放映机，扯好线路，一切准备就绪，静等放映。整个过程神圣而又奇妙，其间谁要是帮上了忙，比如帮着牵牵线，抬抬发电机，谁就感觉万分荣幸和骄傲。记得有个放映员姓周，人长得精神，干活利落，普通话也说的好，十分敬业，他是我们眼里的神，他当时并不知道，他给多少人带来了一种不可言喻的神奇，一种真真切切的崇拜。
太阳下山不久，天还不算黑，人们就开始向电影场聚集。这时，发电机突突响起来，迷人的汽油味四散开来，如今的我之所以迷恋汽油味，就与童年时代一次又一次不断强化形成的条件反射有关。灯亮了！放映员开始调试镜头，一束耀眼的白光扫向银幕，无数兴奋的手臂挥来舞去，银幕上充满了手指头。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到了，放映员广播说：“请同志们坐好，现在开始放映，今晚给大家放映的影片是……”欢呼声又起。正片之前一般都加一个反映农业学大寨开山劈石的片子，故乡人叫做“加片”，这种片子都很短，一会儿就放完，此时四面八方的人们继续向电影场聚集，愈聚愈多。“加片”一完，灯又亮起，此时喊娘叫爹的，呼姐唤弟的，兴奋得狂舞大叫的，热闹非凡。但是，正片一放，一切声音戛然而止，寂静的如入无人之境。换片的间隙，向四下里望去，黑压压一片人，房顶上、树上、草垛上都坐满了人。本村的，邻村的，不相邻的村子的，组成了拥有各村村籍的大杂烩。此时此刻，大家坐在一起，为影片中的人物一同悲喜，一同惊惧，一同愤怒，一同激动，一同振奋……那种氛围，那种场景，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感觉得到。一次放映《激战无名川》，电影里下雪，场子里也下雪，鹅毛纷飞，越下越大，放映员本想终止放映，但大家早已入了戏，都不答应，支部书记只好跑回家拿来一把雨伞遮住放映机，才保证了影片顺利放完。
童年时代，是故乡电影最辉煌的时代。后来，随着电影业的不景气，又加上各家各户有了电视机，上了有线电视网，现在又有了VCD、DVD甚至电脑，人们对电影的喜爱程度已大不如前。为了完成任务，上级有时也派电影队下乡。所谓电影队，只不过一个人，带着银幕、音箱、片子、小型放映机，骑着摩托跑到村里来，应付公事一般，寻两根有些靠近的电线杆，歪歪扭扭地扯起银幕，把音箱随便地搁在银幕下面的地面上，太阳刚刚下山，在许多村民还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放了起来。电影场也没了，新电影场常常临时设在路口，四面八方车来车往，车灯大开，鸣声四起，灰尘满天，观众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下，得给车辆让道。附近村民家里的电灯射出无数的光来，干扰了放映机射出的光，再也见不到童年时代那种结结实实严丝合缝的黑了。场子里的观众稀稀拉拉，有许多顽童，他们精力根本不在电影上，只是找个地方耍耍而已。片子也极尽应付之能事，或者是粗糙的武打片，或者是老掉牙的老片子。一次在故乡看电影，映的是《董存瑞》，发现一对青年男女把恋爱场所选在了电影场。两人百般爱抚，死命缠绵，从董存瑞同志用“蘑菇”法参军，一直缠绵到董存瑞同志手举炸药包炸桥，直到那声著名的呼喊“为了新中国，前进——”才惊醒了二人的春梦，不得不抬头瞅瞅董存瑞同志，可是桥一炸完，两人又坠入爱河。
此时已非彼时！真真向往伴随着童年时代的那一片片黑压压的人，那种对电影的执着与坚守、痴迷与忘我、苦恋与疯狂！